1993~2016年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变迁

2020-02-14 07:02:37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2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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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玉 于鑫悦 姜文源 辛素飞

摘?要?为探究我国工人群体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运用横断历史研究的方法对1993~2016年间126篇采用SCL-90量表测查工人心理健康的实证报告(共101785名工人)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1)SCL-90量表各因子均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即近24年来我国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在逐年提升。(2)SCL-90量表各因子与4项社会指标(居民消费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呈显著负相关。(3)与男性工人相比,女性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而心理健康水平得分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4)东部地区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逐年提高,而其他地区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变化不明显。

关键词?工人;心理健康;SCL-90;横断历史研究;元分析

分类号?B84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2.003

1?引言

工人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为获得报酬而被雇佣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的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业余生活单调,有时还面临被拖欠工资等不公正的待遇,这些会使他们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因而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苏莉, 韦波, 凌小凤, 2009)。因此,工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和重视。随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正式实施,工人的利益逐步得到保障,工作环境也在改善。而且,政府对外来务工者进行心理?;稍?,并开展心理卫生进社区等相关工作,对?;ね饫次窆ふ咝睦斫】灯鸬揭欢ù龠M作用(刘德坚, 郑磊, 罗碧青, 2011)。那么,这些举措是否有效地改善了工人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我国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会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呢?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

在众多关于测量工人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症状自评量表(SCL-90量表)是较为常用的测量工具。该量表自王征宇(1984)引入和修订以来,其使用范围已由原来的精神诊断扩大到正常人群,现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人群心理健康的研究(辛素飞, 王一鑫, 林崇德, 2018)。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选取SCL-90量表作为主要的测量工具,并用该量表得分作为衡量我国工人群体心理健康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当前,尽管有很多研究都采用SCL-90量表对工人心理健康进行调查,但是研究者们对工人心理健康水平是上升还是下降存在争议。有研究表明,工人SCL-90九个因子总分均值高于全国常模,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刘国珍, 尚蕾, 2000; 刘克俭, 余达林, 陈荣安, 1997; 古勇, 秦颖, 2000),例如,刘国珍等人(2000)发现印刷工人SCL-90九个因子的总分均值为1.81,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的总分均值(1.44)。但也有许多研究者发现,工人SCL-90九个因子总分均值低于或接近全国常模,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姜雨等, 2014; 黄华磊, 张水良, 陆砚青, 2010; 于淼, 段鑫星, 陈世民, 2015),例如,姜雨等人(2014)发现某国有企业中的工人SCL-90九个因子总分均值(1.31)显著低于全国常模的总分均值(1.44)。存在上述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将不同年代的调查结果都与同一常模比较,忽视了工人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得分的年代差异。此外,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横向设计,缺少从纵向大样本的角度对工人心理健康水平整体变迁状况的研究。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又称“横断历史研究”)方法来考察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纵向变化趋势。

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主要是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即将孤立的已有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加以连贯,从而使这些研究成为关于历史发展的横断取样)对大跨度时间内的心理变量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揭示心理变量随年代的变化趋势(池丽萍,辛自强, 2020; 辛自强, 池丽萍, 2008; Twenge, 1997)。在国内,辛自强等人首先详细介绍了这种方法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辛自强, 张梅, 2009; 辛自强, 周正, 2012; Xin & Xin, 2016)。同时,还有一些国内研究者对中国成年人不同职业群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变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军人(衣新发, 赵倩, 蔡曙山, 2012)和农民工(黄四林等, 2015)的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上升,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下降(衣新发, 赵倩, 胡卫平, 李骏, 2014),铁路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则随年代无明显变化(衣新发, 刘钰, 廖江群, 窦东徽, 彭凯平, 2010)。那么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工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呢?为此,我们拟沿用这种方法探讨我国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此外,横断历史研究除了可以描述心理变量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外,还可以将社会变迁层面的宏观变量(社会指标)与个体心理发展层面的微观变量(心理指标)连接起来(辛素飞等, 2018; 辛自强, 池丽萍, 2008; Twenge & Campbell, 2001)。因此,通过回归分析的思路探究有代表性的社会指标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便可以解释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对工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例如,如果当年的社会指标与心理变量(心理健康水平得分)的相关显著,那么可以说明个体的心理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变迁的 “影响”(辛自强, 张梅, 2009; Twenge, 2000; Xin & Xin, 2016)。

综合以往有关工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文献发现,经济收入是工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已有研究表明,工人的经济收入和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程菲, 李树茁, 悦中山, 2017; 胡荣华, 葛明贵, 2008)。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拟选取和经济收入相关的两方面社会指标来考察其对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预测”作用。具体来说,一方面是经济状况指标(与经济收入直接相关的指标),包括居民消费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常住人口平均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均可以作为反映工人经济收入水平高低的指标;另一方面是就业状况指标(与经济收入间接相关的指标),包括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人员数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每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数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工人的经济收入状况。

综上,本研究将运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来揭示工人整体以及不同亚群体工人(如性别和地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上述有代表性的社会指标对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预测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将采用一般元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不同性别和地区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得分是否有差异。

2?研究方法

2.1?研究工具

症状自评量表(SCL-90)最早由Derogatis等(Derogatis, Lipman, & Covi, 1973)编制,是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测试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量表。该量表共90道题目,包含九个常用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下文简称“强迫”)、人际关系敏感(下文简称“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每个题目均采用1~5级(1=没有, 2=很轻, 3=中等, 4=偏重, 5=严重)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心理问题越严重(即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2.2?文献搜集的标准与结果

在本研究中,文献的筛选标准为:(1)所有研究必须使用SCL-90量表;(2)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包括样本量、均值和标准差等);(3)考察对象是中国内地工人,包括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且必须有具体职业;(4)文献搜集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5)同一作者发表的不同文章,如果数据取自同一批样本,那么只选用数据完整且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章参与元分析。

在中國知网、万方和维普资讯等中文数据库中,分别以“工人”“SCL-90”“心理健康”“心理卫生”等词汇进行全文检索,然后从检索到的文献中选取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献。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工人只是一种概括统称,但实际上它包含多种职业类型(例如石油工、铁路维修工、焊工等),因此在实际文献的检索过程中,我们对所有可能与工人相近的称号和各种职业类型的工人都进行了检索,以确保有充足的文献参与分析。最终共得到126篇符合要求的文献,具体文献信息如表1所示。由于1995年之前并没有满足上述标准的文献,最终文献的发表时间均在 1995至2017年间。根据以往研究的做法,除去注明数据具体收集年代的文献,其余文献的数据收集年代(下文简称“年代”)均按照“发表年-2”的方式计算(辛自强, 张梅, 2009; Twenge & Campbell, 2001)。因此,本研究的年代跨度为1993至2016年,共涉及101785名工人。

2.3?变量编码与数据整理

按照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的惯例(辛自强, 张梅, 2009; Twenge, 2000),本研究在建立数据库时,首先,把每篇文献的基本数据(发表年代、数据收集年代、均值、标准差和样本量等)录入数据库。然后,再把文献中含有被试性别、地区的分组报告结果(如表1所示)作为子研究录入数据库。最后,对文献的其他信息进行编码,例如文献所发期刊类型(1=核心期刊, 2=一般期刊, 3=学位论文或论文集)、被试所在地区(0=无明确地区信息, 1=东部地区, 2=中部地区, 3=西部地区, 4=包含了上述两类或更多类)等信息。

2.4?社会指标的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从经济状况(居民消费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就业状况(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两大方面筛选了四项社会指标(1993至2016年的数据)作为反映我国工人所处环境变迁的指标(即与工人的经济收入相关的指标),并考察这四项指标与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这些社会指标的数据来源于我国历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3?研究结果

3.1?工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整体变化状况

为了考察工人心理健康水平与年代之间的关系,分别对SCL-90各因子与年代之间的散点图进行了分析,发现九个因子的均值随年代都呈下降趋势,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躯体化”因子作图为例(见图1)。

为了更加准确地量化工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变化,采用以往研究者(Twenge & Im, 2007; Xin & Xin, 2016)的数据处理方法,我们对样本量进行加权的同时,以年代(看作连续变量)为自变量、SCL-90各因子均值分别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控制样本量后,除强迫、抑郁和焦虑三个因子外,其余六个因子均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年代可以解释九个因子2%~13%的变异(见表2)。由此可知,1993到2016年,我国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3.2?工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变化量

为了求得24年来工人心理健康均值的变化量,我们根据以往研究(Twenge & Im, 2007; Xin & Xin, 2016)的做法,利用回归方程和研究样本的平均标准差进行分析,通过计算效果量d来衡量。首先,分别以SCL-90各因子均值为因变量,以年代为自变量,对样本量进行加权,从而建立回归方程计算起始和终止年SCL-90各因子的均值。其次,分别将年代1993和2016代入回归方程获得这两年的平均分M1993和M2016。最后,计算M1993和M2016之差,再除以24年间的平均标准差MSD,即可得到d值。

由表3可知,从1993至2016年工人SCL-90各因子得分下降了0.12~0.30分,即下降了0.21至0.58个标准差(效果量d)。根据Cohen(1977)的建议:d值(绝对值)为0.80属于“大效果量”,0.50属于“中等效果量”,0.20属于“小效果量”。本研究的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三个因子属于中等效果量,恐怖因子接近中等效果量,其余五个因子属于小效果量。这说明,24年来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逐渐提升,变化幅度大致为中等偏下程度。

3.3?工人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

依据上述结果可知,1993至2016年间我国工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上升(即心理健康状况逐年变好),这种趋势是否与社会变迁有关?如前文所述,SCL-90各因子均值与就业状况(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和经济状况(居民消费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大类四项社会指标之间的相关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如表4所示,控制样本量后,当年的四项社会指标对SCL-90各因子大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会指标得分越高,SCL-90因子得分就越低,即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尤其是对恐怖、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说明,当年的居民消费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与工人心理健康水平有关,随着这些社会指标的升高,工人心理健康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

3.4?男性与女性工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变化及差异

为探究不同性别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趋势,我们分别对不同性别工人SCL-90各因子得分与年代的关系进行分析。由表5可知,控制样本量后,男性工人各因子与年代的相关不显著,而女性工人的九个因子均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与男性相比,女性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

为了更加详细地量化不同性别工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变化量,依据上述做法计算出效果量d。由表5可知,对男性工人来说,偏执和焦虑两个因子得分的变化幅度为中等效果量,人际关系因子得分的变化幅度接近中等效果量,其余六个因子得分的变化幅度均属于小效果量及以下;而对女性工人来说,除强迫、焦虑和恐怖因子下降幅度接近大效果量外,其余因子的下降幅度均属于大效果量。综合上述相关和变化量的结果来看,相较于男性,女性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上升趋势和变化幅度更加明显、全面。

为了进一步探究24年来不同性别工人SCL-90各因子均值的差异,我们根据一般元分析的思路,选取同时报告男性和女性各因子得分的文献,并以女性工人

为对照组,男性工人为实验组,计算性别差异的平均效果量d。如表6所示,各因子性别差异的总体平均效果量大都是正值,即女性在SCL-90各因子上的得分大都高于男性,但依据Cohen(1977)的标准,工人各因子性别差异的平均效果量均属于小效果量及以下,即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整体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3.5?东部和其他地区工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代的变化及差异

本研究共有42篇文献的被试来自东部地区,分别有13篇和16篇文献的被试来自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中部和西部两个地区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因此,我们将中部和西部地区合并为“其他地区”(共29组数据)进行分析。由表7可知,东部地区工人各因子得分均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其他地区工人各因子得分的年代效应不显著。同时,从变化量来看,东部地区除强迫因子接近大效果量外,其余八个因子的变化量均达到大效果量;而其他地区各因子得分的变化量均为小效果量及以下。综合上述结果可知,东部地区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改善效果较为明显,而其他地区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化并不明显。此外,由于东部和其他地区的样本不对等,本部分并未对两个群体24年来心理健康水平的整体地区差异情况进行分析。

4?讨论

4.1?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在24年间不断提高

本研究对1993至2016年间采用SCL-90量表测查中国工人心理健康的126篇文献(101785名工人被试的测查结果)进行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工人在SCL-90各因子上的得分整体呈下降趋势,即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整体上在逐年提升,这与我国军人(衣新发等, 2012)和农民工(黄四林等, 2015)等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变迁的结果相一致,均呈现一种逐年改善的趋势。

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逐年提升可能与其面临的就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关。本研究发现,当年的四项社会指标(居民消费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能显著预测我国工人群体SCL-90的部分因子(前文年代效应显著的因子)的均值,而对强迫和抑郁因子得分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工人在强迫和抑郁两个因子上的得分没有随年代显著下降有关。总体来说,这四项社会指标可能是预测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即当前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可能是由于社会变迁带来的就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改善引起的。具体来说,一方面,从就业状况来看, 截至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量增加到了378599个,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增长到了22350万人(国家统计局, 2018),这说明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形势良好。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多则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可能会减少他们因担心找不到工作而产生的焦虑等心理问题,进而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有所助益。另一方面,从经济状况来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都能反映出工人经济收入增加,收入是影响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胡荣华, 葛明贵, 2008),收入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工人日常生活花销的压力,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程菲等, 2017),进而可能促使其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另外,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上升可能还与其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环境的优化有关。工人心理问题的出現与其工作环境较差、工作强度大以及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人文关怀有较大的关系(龚群英, 雷晓燕, 包成香, 2013; 李时恩, 李春阳, 徐玉宝, 杨胜利, 王新朝, 2006),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しā酚?015年开始实施,工厂采用更环保的方式进行生产加工,工厂环境逐渐得到了改善,工人从危险、脏、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而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更是缓解了劳动者因工时过长、工作负荷过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工人作为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益于这些政策,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提升。

4.2?不同亚群体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趋势及差异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变迁趋势存在明显差别:女性工人各因子的均值得分呈逐年下降趋势,而男性工人各因子的均值得分则无明显变化。也就是说,相较于男性工人,女性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和全面。这可能与国家对女性在工作方面的政策?;ぜ芭陨缁岬匚坏奶嵘泄?。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为女性解决工作与婚育之间的心理冲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或许会促使其与情绪有关的心理问题的改善更加明显和全面。另外,一般元分析的结果发现女性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男性(如结果部分所述,六个因子得分均是女性高于男性),这与以往研究(黄华磊等, 2010; 刘晋洪, 张泉水, 夏莉, 唐建军, 2007)的结果基本一致。一方面,虽然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在就业市?。òㄉ硖逅刂剩┲幸廊徊蝗缒行愿呔赫?,这可能会使女性工人产生更多的心理问题(周群英, 周文莲, 2006);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女性要比男性更敏感和情绪化,因此更容易产生人际关系敏感、焦虑等心理问题(赵云龙, 赵建新, 2011)。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整体上显著提高,其他地区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变化不明显??梢运?,24年来工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主要归功于东部地区。这种地区间的差异,一方面可能是与不同地区对工人心理卫生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有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东部地区更加注重对外来务工者开展心理?;稍ぜ笆凳┬睦砦郎缜裙ぷ鳎ü椴?, 罗玉梅, 温菊芬, 李峭峰, 2009; 刘德坚等, 2011),可能对东部地区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所致。据统计,近年来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17年时东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西部地区的1.5倍(国家统计局, 2018)。有研究表明,增加收入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是提高工人生活质量和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举措(杨卓耸, 耿明峰, 段志慧, 崔晨星, 石向实, 2012)。这说明,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本地区工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

5?结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对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展开研究,结果发现:

(1)24年来,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在逐年提高;

(2)居民消费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可能是影响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

(3)与男性工人相比,女性工人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但整体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4)相较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上升趋势更加明显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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