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名之港”澳門

2019-09-25 06:09:43 同舟共進 2019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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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達

20年前,世紀之交的1999年12月20日,伴隨著《七子之歌》的旋律,葡萄牙旗幟緩緩降下,五星紅旗和蓮花旗冉冉升起,澳門,這個漂泊在外的“游子”,終于重回祖國母親的懷抱。

漫長的時間里,澳門經歷了多少滄海桑田。它見證祖國的治亂興衰,王朝更替;它曾是繁榮富足的貿易天堂,也曾淪落為藏污納垢的海盜淵藪。但對于這座海島之城來說,不管政治風云如何變遷,經濟時局如何動蕩,有一點從未改變:這座位于珠江口的城市,客觀上始終是中西文明相互碰撞、了解、交流最重要的交通站之一,特別是鴉片戰爭前,澳門不僅僅是葡萄牙,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整個西方和遠東交流的唯一窗口。

澳門開埠

如果將歐亞大陸看作一個世界島的話,那么葡萄牙和中國恰好位于島的東西兩端。按理說,在交通技術尚不發達的十六七世紀,這兩個被千山萬水相隔的國度,應該很難發生什么交集,然而歷史就是這樣善于“開玩笑”:近世中西文明比較有系統的接觸和交流,正是通過這兩個地理位置相對最遠的國家——中國和葡萄牙的接觸而展開的。

16世紀初,伴隨著征服、貿易和傳教,葡萄牙人從遙遠的西歐沿海岸線一路向東,最終在1511年左右抵達馬六甲,站到了中國的面前。不過,遠在他們駛入南中國海之前,這些葡萄牙人就已模糊地了解到“秦人”和“秦人之地”的存在。在擴張的途中,他們在印度洋上的各大港口都能看到來自“秦人之地”的絲綢、瓷器等精美商品,所到之處都能聽到有關“秦人”的各種真假參半的傳說。此時的葡萄牙人尚未意識到,他們接觸到的這個“秦”(Chins),就是他們一直夢想抵達的那個馬可·波羅口中“遍地都是黃金”的契丹(Cathay,葡文Cataio),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們都以為Chins和Cathay是兩個毫不相干的國家,前者的首都是北京(Pequim),后者的首都是汗八里(Khanbalik)。

雖然此時的葡萄牙人對中國還有著錯誤的認知,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嘗試與中國接觸。1513年,中國沿海私商的四條商船抵達馬六甲。返航時,葡萄牙人歐維士跟隨中國船長蔡老大(音譯,Cheilata),滿載蘇門答臘的香料抵達珠江口外南頭附近的屯門(Tamo,亦有?一說為臺山市上川島)。限于當時中國實行的朝貢貿易體制,這些“佛郎機人”(當時中國對葡萄牙人的稱呼)沒有獲準上岸,但在中國商人的協助下,成功將所有貨物售出,獲利甚豐。在返回馬六甲前,歐維士還搞了一個小動作,將一塊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石碑偷偷留在了屯門,以示葡萄牙人踏上過這片土地,而他也成為了第一個從水路來華的葡萄牙人。

自從歐維士“發現”中國后,葡萄牙船隊又多次來華,抵達廣東沿海進行貿易,獲利不菲,特別是當他們發現“把(印度及南洋)的香料運往葡萄牙和直接運到中國出售,所獲得巨額利潤相同”時,更燃起了開辟中國航路的熱情。1517年,葡萄牙派遣費爾南率領一支龐大的艦隊,護送外交特使皮雷斯,表面上是前往中國呈交國書,但實際上,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欲伺機用強大的海上艦隊在中國沿海占據城堡要塞,甚至在可能的情況下“征服”中國。

中葡政權交接儀式

然而,這次葡萄牙艦隊之行沒有達成國王的任何目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佛郎機人”與中國歷來的朝貢貿易體制不和,雙方文化沖突極大,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溝通交流;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中國的實力。他們武力征服中國的企圖,不久便被證明是癡心妄想:正德十六年(1521)和嘉靖元年(1522),“屯門之役”和“西草灣之役”先后爆發,此前打遍印度洋無敵手的葡萄牙人在此兩役中遭到明水師的嚴厲打擊,僅“西草灣之役”就被燒毀戰艦兩艘,指揮官別都盧和迪奧戈·德·梅勒被生擒,成為葡萄牙海外擴張史上的奇恥大辱。

“西草灣之役”讓中葡官方關系陷入斷絕,但僅在30多年后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葡萄牙人就再度取得了在廣州進行互市的許可,并在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的允許下,將澳門作為互市交易的地點之一。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通過繳納地租紋銀500兩的方式,取得了合法寓居澳門的權利,登島后,根據登陸時遇見的媽祖閣,將澳門的外文名命令名為“Macao”,更將這個東方重要基地視為“中國的圣名之港”。自此,澳門正式開埠。

對于葡萄牙人到底是如何取得合法寓居澳門權的,歷來眾說紛紜。西方的流行說法認為,葡萄牙人在1557年幫助明朝政府剿滅珠江口的海盜,因而“中國皇帝為表示酬謝,頒布金札將澳門賜予葡萄牙人”;此外,還有人認為是當時葡遠東艦隊司令德·索薩和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和平協商的結果。不過,這兩種說法大都是西方人自說自話,屬于后世精心加工編織以掩蓋真相的謠言而已,且不說一個區區的廣東海道副使是否有權與葡人協商居留這種重大外交問題,就“助剿海盜得賜澳門”這種看似靠譜的說法而言,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卻偏偏在葡萄牙和中國都找不到有關“金札”檔案實證,足以證明這只是為偽造合法性的傳說。

實際上,對于澳門開埠,中方也有自有資料說明。有學者曾指出,汪柏之所以允許葡萄牙人互市廣州并借居澳門,一個重要原因是希望能從葡萄牙人手中購買南洋的龍涎香,以供嘉靖修仙使用。此外,在《廣東通志》中則明確說道:“嘉靖三十二年(1553),舶夷趨濠鏡(即澳門)者,拖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愿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痹謖饉鬧炙搗ㄖ?,對比澳門開埠后,葡萄牙直到萬歷十年(1582)活動區域都一直限于澳門半島南端,并且每年向香山縣繳納500兩地租的行為來看,顯然以《廣東通志》的說法最符合邏輯,而葡萄牙人以水濕貢物為借口、重金賄賂為手段借居澳門,最初也僅限于現在澳門營地大街和議事亭附近,并非整個澳門半島,只是后來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攫取了整個澳門。

話說回來,雖然有關葡萄牙人占據澳門的起源說法不一,真假參半,但每種說法都反映了事實的某一面:葡萄牙人成功重返廣東和澳門開埠,和當時中葡兩國的形勢變化都有關系。一方面,中葡兩國間貿易帶來的巨大利潤,決定了雙方都不可能真正相互隔絕。當官方渠道被封死的時候,中葡貿易轉入地下走私,使得本來就被倭寇困擾的東南沿海局勢加劇惡化,特別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初,東莞巨賊何亞八、鄭宗興勾結番賊劫掠閩、粵;徐海、汪直(王直)匯合倭寇侵擾江、浙。這種嚴峻的態勢使得廣東督撫必須從分化對手的現實角度出發,考慮重開中葡官方互市渠道;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從中央到地方各地財政吃緊,也迫切需要廣東地方官開源節流,想方設法籌措綏靖海疆的軍費,而重開中葡貿易正規渠道,從中抽稅彌補財政赤字,就成了順理成章的選擇。

媽祖閣

與此同時,葡萄牙新王繼位,在遠東采取了務實且靈活低調的政策,使得中葡雙方重開互市出現了可能。因此,廣東地方官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迂回作戰,在不觸犯朝中清議的情況下,積極支持雙方廣州互市,甚至暗中默許海禁松弛,允許葡萄牙人留居澳門。實際上,沒有廣東地方官員和朝中高官的支持,一個正四品的海道副使汪柏是無論如何也不敢為了區區500兩賄金就交通“佛郎機人”的,且事后汪柏也并沒有獲罪,反而升任按察使,可見此事至少在廣東當地官場是有默契的。

影響深遠的交流樞紐

雖然明政府只是出于解決自身問題的現實考慮而默許葡萄牙人留居澳門,但澳門一旦開埠,很快就顯現出了更重大的意義。這種影響之深遠,遠超所有人——不管是明人還是葡人——的想象。

和大多數殖民者一樣,不管葡萄牙人打著什么旗號來到東方,他們所追求的目標都是三“G”:Gold(黃金)、God(傳播宗教)和Glory(榮譽),當他們在澳門一旦站穩腳跟,在獲得黃金和榮譽的同時,傳播宗教的傳教士也必然隨之而來。在當時的環境中,這些傳教士以澳門為基地,以“知識傳教”為路線,客觀上將西方最先進的學術帶入了中國。

在葡萄牙海外擴張的過程中,羅馬教廷的支持也不遺余力,通過頒布“保教權”的形式,將宗教傳播和世俗政權的殖民活動結合了起來。1575年,即澳門開埠22年后就設立教區,負責中國、日本和交趾三地。而借助意大利傳教士范禮安制定的文化適應政策,1583年羅明堅和利瑪竇成功進入中國內地。尤其是利瑪竇,他憑借淵博精深的學術水平,很快獲得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認同,并于1601年進入北京宮廷,成功覲見皇帝,將宗教傳播到中國上層。不僅如此,利瑪竇還帶來了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特別是他制作的《坤輿萬國全圖》,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圖,先后12次刻印,還被傳到日本,使東亞系統接觸到了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技知識,刷新了東亞諸國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在他之后,湯若望、南懷仁沿著他趟出的上層路線來到東方,效力于宮廷,對中國政治和文化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除了這些思想財富,澳門在明清易代之際,更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深深介入了中國政治。萬歷末年后,遼東局勢惡化,在白山黑水之間崛起的建州逐漸成為明帝國的心腹大患。此時明廷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澳門輸入威力巨大的西洋火器以對付遼東邊患,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終明一世再未出現關于澳門葡人去留的爭論,中葡關系反而因為北方戰事吃緊而轉好,澳門更成為中國吸收西洋火器的重要港口。

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大敗,購買葡萄牙人的紅衣(夷)大炮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萬歷四十八年(1619),在徐光啟等人的支持下,明廷在澳門購買西洋大銃四門,并提出希望聘請四位葡萄牙炮手前來北京教授技術,不過這四門大炮因故直到1621年才運抵北京。自此之后,購買西洋大炮,聘請葡人來華教授火器技術,就成為明廷的日常操作。1621年4月,遼陽失陷,明廷在震驚之余增加了采購大炮的數量,而澳門葡人也積極配合,提供了28門大炮,并派遣7名炮手前往教授。這批大炮隨后被運往遼東戰場,在寧遠大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甚至還促成努爾哈赤之亡。

此后30年間,明廷乃至南明政府不僅積極采購火炮,甚至多次請求澳門方面派遣火炮、火槍手和遠征軍參戰,而澳門葡人也在盡可能的條件下多次相助,以換取明方的支持。1629年,應明廷邀請,澳門葡人組建了一支300人的火槍隊,在公沙·的西勞率領下北上遠征。他們在涿州恰好擊退了皇太極入關征明的一部清軍,為澳門葡人火槍打響了知名度。在徐光啟的支持下,明軍開始借澳門葡人的技術,展開了一次火器化的軍事改革。公沙·的西勞前往登州,協助登萊巡撫孫元化制造大炮,訓練明軍,使得登州成為當時明軍火器制造和訓練中心。但這些積極引進火器的明人沒想到的是,由于明朝內部矛盾激化,爆發了“登萊之變”,這支獲得澳門葡人精心調教的火器部隊在吳橋兵變中,被孔有德成建制帶到了后金軍中,使得后金瞬間擁有了精銳的火器部隊,在之后剿滅大順和南明的戰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這個角度看,說澳門是明清易代中的關鍵因素,似乎也并不為過。

民政總署大樓。這是澳門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建于1784年,前身為市政廳

實際上,澳門開埠后,不僅在中國王朝更替上影響深遠,更對整個東亞局勢產生了重大影響。澳門開埠之際正值抗倭戰爭,傳統的中日官方、民間貿易都陷入中斷。葡萄牙人借此機會,以澳門為基地大肆開展轉口貿易,成為中日交流的唯一渠道。他們從廣州大量采購絲綢、瓷器,運到長崎販賣,而后收購日本的白銀和銅運回澳門,最終通過廣州流入中國。善于經營的葡萄牙人正是通過澳門,為東亞打造了一條完整的貿易路線:用中國絲綢、瓷器換取日本的白銀和黃銅;將從中日收購的黃金運到果阿購買各種商品,并將亞洲收購的各種漆器、瓷器和古玩運往歐洲。正是在這種絲銀貿易的刺激下,澳門一躍成為遠東貿易的重要集散地。只是到了1639年后,德川幕府下令鎖國并開始迫害天主教,這種貿易才不得不中斷,而澳門也成為容納日本天主教徒逃避迫害最后去處。直到今天,人們還能在大三巴牌坊后面見到長崎殉難日本天主教徒紀念墓地,正是這段歷史的見證。

不過,人們也要看到,雖然在鴉片戰爭前,澳門客觀上是中國了解的西方重要窗口,也是中西交流的重要樞紐,但畢竟葡萄牙人為了殖民擴張而來。1887年,葡萄牙趁中國國力衰微之際,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澳門,這座命運多舛的城市,還要等待百年,才最終翻開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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