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日本:東亞模式轉型困境與對中國的啟示

2019-09-18 18:09:26 新財富 2019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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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陳達飛

如果不是這次日本對韓國進行技術制裁,導致風頭正健的韓國高科技產業頃刻間進入危險境地,我們對日本的印象可能會始終停留于“失去的N十年”。經此一役,方知日本在高科技前沿底蘊仍然深厚。不少指標顯示,日本經濟近年似乎正在走出陰霾。雖然安倍晉三的改革不盡如人意,但國際貿易博弈越發激烈之下,日本的存在感未來會越來越強。

過去,我們走著“東亞模式”的路。今日中國的政策邏輯,一定程度上是繞開了“日本的石頭”過河。日本“失落”的經驗,“安倍經濟學”的得失,尤其值得中國體察。?邵宇?陳達飛/文

中國模式,本質上是“東亞模式”。中國的工業化之路,是日本在二戰后開創的“東亞模式”的又一案例。中日兩國在人口紅利、工業化戰略、出口導向、投資驅動、產業政策、匯率低估、資本管制和金融抑制的政策組合上有諸多交集。2008年金融?;蟮鬧泄?,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后的日本,又有諸多相似處。后劉易斯拐點、人口老齡化、信用膨脹、房地產“泡沫”、經濟增速動能不足和動能轉換、工業化完成、城市化減速、匯率升值、國際收支盈余下降……今日中國的政策邏輯,一定程度上是在繞開“日本的石頭”過河。當前階段,我們知道日本的路是錯的,但我們不知道哪條路是對的。過去,我們走著“東亞模式”的路,未來,則需要自己摸索。

以史為鑒,更需要以日本為鏡,這是站在未來看今日之選擇。日本“失落”的經驗,“安倍經濟學”的得失,其能否使日本復興,這些尤其值得考察,以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指南。

二戰后的日本:從崛起到失落

日本是東方文明的內核與西方現代化模式復合的矛盾體。無論如何西化,其文化制度和政治體制都留有深刻的東方文明烙印。剝離了文化制度和地緣政治方面的特征后,日本政治經濟運行的邏輯更多是西方式的,即所謂的“脫亞入歐”。

日本在學習西方和利用全球化的嘗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4年之前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又在東亞地區侵占了廣泛的殖民地;二戰后,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的經濟地位再次迅速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人均GDP已經領先于許多西方國家。日本是“東亞模式”的領頭雁,在“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和新加坡)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追趕的時候,日本已經快速發展了10多年。即使中國的名義GDP規模在2010年就超過了日本,但以汽車等為代表的制造業,日本仍然處于領先水平。

日本的泡沫史可以從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瓦解說起。1971到1990年,是日本被卷入經濟全球化和實現資產泡沫化的20年,其后便是“失去的20年”。這期間發生了三個關鍵事件。

第一,是以1980年《外匯法》為標志,日本逐步開放資本賬戶,推動資本的自由流動。1984年,日本徹底廢除了日元匯兌的管制,1986年又建立了東京離岸市場,資本賬戶自由化基本完成。但是,日本是在國內利率市場化完成之前完成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國內資金價格的扭曲為套利交易提供了空間。

第二,是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繼續升值,一直持續到1995年二季度。日元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從1985年9月的80點上漲到1995年4月143點,升幅79%,顯著削弱了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為防止日元過度升值,也為對沖升值的負面沖擊,日本不斷降低貨幣市場利率,從1985年的8%降至1987年的3.5%,但效果并不明顯,日元繼續升值。

第三,是1987年2月《盧浮宮協議》協議后,美國迫使日本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刺激國內經濟,增加進口,縮小國際收支順差規模,但對泡沫經濟而言,卻是雪上加霜。日元升值刺激了大量國際投機性資本的流入,再疊加貼現率下行、流動性寬松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日經指數屢創新高,從1985年初的15000點上漲到1989年底的近40000點歷史高位。作為股票投機抵押品的房地產也被卷入泡沫之中。1986-1988年間,東京商業用地價值翻了一番,東京地產總值超過了全美所有地產的成本。到1989年底,日本全部地產價值超過了全美地產價值的5倍,是全球股票總市值的2倍以上。到了1990年,日本土地的總市值超過了全世界其余地區土地市值的一半,單個家庭平均住房價值為3000萬-4000萬日元。

在此過程中,大量制造業企業外遷,以緩解日元升值對其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再伴隨著人口結構老齡化的問題,日本潛在產出增速開始下滑。制造業外遷,對日本有著較為深遠的影響,積極方面看,可以利用海外廉價勞動力,接近產品市場,建立海外制造基地,可以保證日本的外匯儲備來源;消極方面看,導致日本國內制造業空心化,國內刺激需求的政策效力下降,這也是“安倍經濟學”遇到的一個掣肘因素。

1988年開始,日本央行開始提高利率,抑制投資過熱和資產價格的膨脹,日本政府開始采取更為嚴格的規定,提高稅收,抑制房地產的交易。最終,錯誤的貨幣政策反而成了刺破泡沫的那根針。1989年12月,股市泡沫開始破裂,緊接著就是1990年房地產泡沫。此后,日本陷入“高水平陷阱”,實際GDP從1990年的4.7萬億美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6.2萬億美元,28年間增幅32%,年均復合增速1%。

日本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我們都可以在中國找到類似的特征。

首要的原因是人口問題,它是決定勞動投入、最終消費、儲蓄和資本積累,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性力量。1974年之后,日本總和生育率就突破2.1,跌落人口替代水平之下,總人口開始下降(圖1)。1970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站上第一個高點(68.9%),而后十年不斷下降。到1990年,再站上歷史高點(69.5%),從那時至今的30年,一直處于下降區間。

第二個原因是日本的企業制度難以適應內外環境的變化。日本傳統企業制度具有法人相互持股、主銀行制、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制等特點。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在一定程度上?;ち誦實偷鈉笠?,扼殺了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效果發揮。在主銀行體制下,由于主銀行不僅是企業的大股東,而且與企業保持著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把企業與外部市場隔離開來,導致經營效率下降。而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制等企業內部治理制度不僅導致了管理者官僚化傾向以及企業家精神的衰減,也導致了日本勞動力市場缺乏靈活性,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日本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改革。

中國的追趕是日本經濟下行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日本產業轉移既有國內的因素,也有國外的因素,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重要原因,原來以日本為核心的亞洲產業鏈,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已經轉變為以中國為核心的產業鏈。

第四個原因,從外部政治環境看,經濟上融入東亞,政治上卻依托美國,使日本在外交上處于“分裂”狀態。尤其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發展,俄羅斯的復興,日本在美、中、俄三大國的夾縫中,更難有伸張大國之志的空間。與中國爭奪釣魚島、同俄羅斯爭奪北方四島,以及同韓國爭奪獨島,都是日本試圖維系大國意志的努力,卻將自己變成了東亞地緣政治的重大威脅。與此同時,美國始終不愿放松對日本的控制:2010年日本對美國在日軍事基地的遷移動議就以失敗告終。

日本失落的首要原因是人口問題,日本人口在1974年后開始萎縮,勞動年齡人口占比1990年后不斷下滑,持續至今。

這就是陷阱中的日本——人口老齡化導致內需下降以至飽和,財政赤字擴大,赤字高企而無法進行進一步的財政擴張;盡管定量寬松,但貨幣擴張因資產負債表衰退無法刺激貸款供求,因匯率升值無法產生足夠量級的通貨膨脹進而消化國家債務;也無法承擔利率小幅上升而出現的清償困難;加入TPP也無法明顯加強它在貿易和制造方面的競爭力;而進一步擴大海外市場有賴于區域一體化,而日本的地緣政治地位受到歷史的影響和曖昧政治態度的糾結,遠遠被中國甩在了后面。經濟上的無為,導致政府更迭頻繁,中美都不愿看到一個政治強大的日本。

圖1:亞洲主要國家人口總和生育率情況

安倍經濟學:三箭齊發,皆為虛發?

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再度當選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上任后便射出“三支箭”:“大膽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及“能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說得直白些,就是量化質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日本版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一支箭,量化質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既有總量上的含義,也有結構性含義。數量上,通過購買國債和ETF,向商業銀行體系投放基礎貨幣,以期增加貨幣供應量,提升通貨膨脹率。為此,日本央行將貨幣政策目標明確為“兩年內使通貨膨脹率達到2%”,而且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意思。一方面,借通脹上行,壓低實際利率,刺激投資,稀釋存量債務。另一方面,壓低日元匯率,刺激出口,擴大外需。結構方面,用長期國債替換短期國債,壓低長端利率,刺激企業投資,并增加權益類ETF,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等風險資產的權重,降低風險溢價,太高風險資產價格,以期修復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形成財富效應,刺激內需。

從結果來看,有一定效果,但不可持續。一方面,商品與服務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經常賬戶順差擴大。商品與服務貿易方面,2011-2015年逆差,2016年轉為順差,但順差規模在2016年觸頂,2017和2018年連續下降,2018年全年,順差僅40億美元。從經常賬戶結構來看,2018年全年,日本經常賬戶順差為1740億美元,主要構成是海外制造業企業的投資收益,而非商品與服務順差。

從通脹目標來看,效果也不明顯。2014年4月和10月,兩次寬松,通脹率快速上升。高點出現在2014年5月,消費物價指數通脹率同比增長3.7%,為1991年3月以來的最高水平。但2016年3月,降至0的水平,之后進入負值區間,至2016年10月恢復正值,而后基本在0-1%之間窄幅波動。究其原因,是因為基礎貨幣并未轉化成廣義貨幣M2。歸根到底,企業的投資決策取決于資本收益率與實際利率的對比,貨幣寬松只能暫時降低實際利率,只要資本收益率仍然較低,貨幣寬松就會失效。所以,從數據上看,無論是住宅投資、非住宅投資,還是庫存投資,從1995年以來,從未超過2%,基本運行在-1%至1%區間。

從壓低長端利率來看,量化質化寬松政策也有一定效果,這實際上也是在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降低政府赤字融資的成本。量化質化政策效果最突出的是在股票市場。

第二只支,積極的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地震后提出的“國土強韌化計劃”,再加上東京奧運會的契機,政府大力興辦基礎設施;為刺激企業投資,增強國際競爭力,企業實際稅率從35%下降到20%;考慮到財政平衡,消費稅分兩次,從5%提高到10%。從上述宏觀變量的分析結果來看,其很難說成功或者失敗,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政府資產負債表變得更加脆弱,對通脹和名義利率極其敏感,長期國債的持有者也是如此。在2014年的年度預算中,即使是1.2%的利息費用,利息支持也達到了10兆日元,占日本政府一般費用支出的10.6%。若通脹上漲1個百分點,費雪效應成立,名義利率也將上漲1個百分點,利息費用將會翻番。

第三支箭,結構性改革,或稱“增長戰略”。其內容主要包括“日本再興戰略”和“經濟財政運營指針”,具體包括:放寬解雇規則,開放勞動力市場,向民間開放公共設施投資,創建“國家戰略特區”,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企業自有農地自由化,以及加入TPP等。在勞動力絕對數量下降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只有以更快的速度上升,潛在產出增速才會大于零。其目的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產出水平。這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看出效果。當前無法作出評判,但我們預測,難見明顯成果,因為小泉政府時期,就以結構性改革委主要方針,卻并未見結果。因為,在一個總人口和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都在下降的國家,無論供給側還是需求側,難度都會比較大,而且日本在移民政策上,始終持限制態度。

中國會否重演日本式失落?

中國從1994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始了利率、匯率、財稅、土地與房產等一系列改革;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化大潮;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引發全球海嘯,作為應對,國內貨幣與財政政策相對寬松,也經歷了貨幣化和泡沫化。

日本黃金時代持續了30年,就遭遇中國內地、中國臺灣、韓國的追趕,加上創新的缺失和亞洲金融風暴,進入“失去的N十年”。

圖2:全球產業鏈變遷的雁陣模型

二戰結束,貿易全球化的進程便已開啟,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金融處于抑制狀態,各國對資本流動都持管制立場。待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才開始了金融全球化,這首先是從美國內部的金融自由化開始的。

從實體經濟角度來看全球產業鏈變遷的“雁陣模型”(圖2)。二戰后,美國和歐洲經濟率先復蘇,最早進入到黃金時期,并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初期,之后進入到發展的第Ⅲ階段,成為被亞洲追趕的經濟體。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互聯網創新浪潮中又重新獲得了全球技術領導者的地位。

亞洲經濟體之中,日本經濟最早從上世紀1950年代初開始進入發展的快車道,60年代初便出現劉易斯拐點,隨后進入黃金時期,到90年代進入發展的第Ⅲ階段。日本的黃金時期持續了30年,較美歐發達國家縮短了10年。90年代初,日本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日本政府為應對國內經濟的急劇收縮,實施了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的名義和真實工資均出現停滯。雖然日本的GDP和就業沒有出現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的情形,但由于創新的缺失、“亞洲四小龍”追趕和亞洲金融?;母好娉寤?,日本“失去了10年”。21世紀初,日本私人部門的資產負債表開始修復,但由于美國金融?;團氛;撓跋?,至今仍處于艱難復蘇的過程中,“安倍經濟學”能否“讓日本再次偉大”,關鍵還是看日本能否在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中取得突破。

圖3:勞動/資本價格比指數:中國內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圖4:2005-2012年間不同分位數勞動力工資變動情況

產業鏈變遷背后的邏輯,是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轉變所帶來的勞動力工資提升和競爭力下降,進而導致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的動態變化。從這個角度來對比中國和日本,中國將面更嚴峻的挑戰。以2004年出現劉易斯拐點為標志,中國經濟開始進入到發展的第Ⅱ階段,與此同時,2012年前后,中國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的拐點,兩個拐點之間僅隔6年。中國在劉易斯拐點之后,勞動力成本開始上升,制造業的競爭力不斷下行,2006年前后,潛在GDP增速開始下行。日本在1960年前后出現劉易斯拐點,但仍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老齡化的拐點在1975年前后才出現,中間有15年緩沖期。但也不必過于悲觀,中國目前尚未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經濟發展速度仍保持在中上等的水平,故現在仍處于黃金時期。

把1970年各國勞動力相對于資本的價格指數均設定為1,可以看見,中國內地在2008年出現了明顯的轉折點,在此之后,勞動力相對價格快速上漲(圖3)。其中,勞動力價格的定義是小時平均工資;資本價格是估算的,用以衡量企業的資本成本。

劉易斯拐點出現后,勞動市場的結構性問題開始凸顯,城鎮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出現了變化,低技能農民工的供求關系已經從90年代以來的供過于求變為供不應求,從而出現了備受關注的“民工荒”現象,低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呈現出較快上漲的趨勢。不同收入分位數的勞動者工資在2005-2012年間的漲幅有明顯差異,低收入階層工資漲幅明顯高于高收入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0-2014年間,農民工平均工資的升幅超過了15%(圖4)。在2005-2012年間,農民工和城鎮戶籍流動人口的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低學歷、低技能和低工資流動人口的工資增長幅度較大。

一個經濟體何時進入“被追趕階段”,關鍵取決于國內外資本回報率的對比,而這又取決于投入產出比。一方面是投入,勞動市場的供求決定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它是大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最主要投入要素;另一方面是產出,即投資機會的多寡,這很大程度上可以從潛在GDP增速中反映出來。

中國正面臨“雙重人口紅利”消失的挑戰。一方面,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和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外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將不斷提升。雖然部分企業可以向中西部遷移,但難免有些企業還是會選擇遷往亞洲其他國家,或者是遷回本土,特別是在中、美、歐激烈博弈的當下。另一方面,過去中國GDP增速的很大一部分來自于資本深化,在人口紅利消散,以及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相對緩慢的情況下,資本的不斷積累必然帶來邊際報酬的下降。

人口紅利的消失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流動人口還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有所增加,從而通過勞動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但更為重要的方式是,提升人力資本,改善資本的配置效率,而后者則需要依托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這也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除此之外,便是技術創新,激發微觀主體的創新活力,這一點,與資本市場也密切相關,因為大量研究顯示,直接融資形式更有助于企業的創新。

日本泡沫之路如何啟示中國

有日本的經驗和教訓可供借鑒,中國是幸運的。但不幸之處在于,我們可能只知道哪條路不對,而對的路仍需要自己摸索,日本也是在內外困局中不知不覺走上了泡沫之路?;毓?980年之后的日本史,再對照中國2008年后的歷史,雖有不同,仍有諸多相似之處。不可謂不讓人警惕。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控泡沫和防風險仍然是第一位的。當前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矛盾,與1985年前美日在匯率問題上的糾結,異曲同工,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施壓,也是故伎重演。短期看,人民幣匯率有貶值風險,但長期卻是被動的、偏離均衡的高估風險。

歸根到底,潛在經濟增長只取決于兩個因素:勞動數量(L)和勞動生產率(Y/L),而這兩個因素都取決于人,生產函數中的勞動力(數量與人力資本)、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微觀生產效率、資源配置效率、技術創新等),無不與人的因素緊密相連。人的流動與資本的流動相互牽引,在二者的融合中,要素重新組合,新技術得以發明,勞動生產率得以提升。所以,實體經濟層面著眼于長期可持續發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抓住人這個“牛鼻子”。

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發展階段,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來源是勞動力在農村和城市以及農業和工業間的轉移而獲得的要素配置效率,那么,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微觀生產的效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說就顯得更為重要,關鍵的問題變為如何把激勵機制搞對,這取決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取決于能否真正建立起“創造性毀滅”的機制,取決于國企與民企之間能否實現“競爭中性”,取決于資本市場能否更好地發揮資本配置的功能,而這一切,都取決于深化改革。

如果說,過去4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源自勞動要素的優化配置,那么未來,在人口紅利不斷消失的背景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將更加依賴資本的優化配置,這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邏輯,也是未來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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